剛吃完晚餐，Ｐ看看眼前的鬧鐘，說：十點了。
我反應：怎麼了？
Ｐ：一百年前的今天，傳誦一句：「… 燈即將要熄滅了，我們一生將再也看不到點亮的燈了。」此話道出了未來的淒涼。
我：你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？
Ｐ：嗯！今年大家有一個默契，十點熄火，讓大不列顛島漆黑一片。
我：我這就去熄燈吧！
在那黑暗時刻，我們靜靜地看著一部黑白電影。
這發生在八月三號的晚上......
走一段路
還記得，很小很小的時候，父親每星期天總騎著腳踏車，載我到台北萬華的地下電影院看日劇，還記得黑板上的粉筆字，寫上了一周放映的劇名，進去，一坐下來，就有婦人端著香噴噴的熱茶與熱熱的毛巾，印象中，看了不少的戰爭片，在那禁忌的年代，外面的世界很苦悶，但在地下電影院內，一切是溫暖的.... 從那時，開啟了我無止盡的電影之夢。
那晚，我與P看的是美國導演約瑟夫·羅西（Joseph Losey, 1909-84）拍的《國王與國家》（King and Country），這部電影改編作家詹姆士·郝德森（James Lansdale Hodson, 1891-1956）的一部小說《回到森林》（Return to the Wood），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位逃兵審判的故事....
亞瑟（Arthur），是一名志願二等兵，在戰役中，他那一班的士兵全陣亡了，只有他活下來，莫名地，他決定「走一段路」，人一到倫敦，立即被軍事警察抓了起來，送回單位，面對軍事審判。
作家郝德森在二次大戰時擔任戰地記者，在前線，他記錄所見所聞，這些結集起來，日後成了一系列的書，包括《穿過黑夜》、《向早》、《破曉前》、《太陽裡的戰爭》、《大後方》、《而我竟喜歡美國》、與《海與陸》；至於小說，除了《回到森林》，還有另一部涉及出版自由的《晨星》（Morning Star）。從他的日記、報導、小說，我們可以嗅到他對時事的觀察敏銳，批判的思維，更守護言論自由，最主要，他對戰爭的某些現象提出了質疑。
說到兩次大戰，雖未經歷，但父親走過第二次大戰，還真的上過戰場，從小眼見他一直有擺脫不了的陰鬱，我隱約感覺到，那是一種曾經信仰的價值，被戰爭擊碎後染上的憂傷，從此，很難再恢復了，他好心不說，不影響我，但他怎麼知道，他的神秘，濃烈到，早滲入我的細胞了。移居英國後，時間一久，很自然，歐洲的文化與歷史在我身上內化，這是漸漸的，同時，這兒的人對大戰還保有甩不掉的思緒，那厚重的程度，剛好與承襲我父親陰鬱的濃度，同等同量，十幾年來，自己好像在跟歐洲一起跳著探戈舞。
今年正逢是第一次大戰爆發一百週年，多少英勇的故事，多少感人的故事，甚至多少愚蠢的故事，積存我心頭，然不知怎麼的，唉！又要責怪這兒冷颼颼的天氣了，好冷，冷的牙齒打顫，冷的耳朵疼痛，冷到穿透了骨髓，如此，竟然，臆想自己陷於一百年前的戰場上....
憶起《回到森林》（Return to the Wood）的情節，與《國王與國家》黑白與光影的移動，淋漓盡致地訴說大戰的窘境、殘酷與悲劇，此刻，一層陰霾撲來，我自語：如果我是那一位軍人，會怎麼辦呢？
我的讀者，或許你會說，戰爭是一個非常時期，碰到了逃兵，還有什麼好說的，槍斃！或許你會說，又沒殺人，也不是什麼滔天大罪，饒他一命吧！
在書（電影）裡，審判發生在天候極差、骯髒泥沼、老鼠竄行的戰壕與軍營，一位上校哈格里夫斯（Hargreaves）為亞瑟辯護，一開始不能諒解，慢慢也同情起來了，他說這位士兵離開軍隊，只是「走一段」，不是逃..... 結果，陪審團還是宣判有罪，將由行刑隊執行槍決。槍決時，行刑隊士兵們遵照命令，一起開槍，卻沒有一人願意對準亞瑟，亞瑟因槍聲過大，嚇著倒了下去，但沒死，最後，哈格里夫斯走向前，蹲了下來，用左輪手槍終結他的生命。
一個好好的年輕人這樣消失了，不就一場悲劇嗎！
若窺探心理層面，人為何志願從軍呢？有些可能因為沒有理想的工作，有些害怕被人冠上懦夫之名，有些可能是熱血澎湃，想為國家而戰，原因可能不一樣；然，一旦到了前線，國家觀念已成其次，最後，那戰鬥意志，全為了士兵之間的情誼，也就所謂誓死的兄弟連了。亞瑟飽受炮彈來襲之苦，患了彈震休克，又目睹打殺的血腥，更何況他那一班人全部喪生，那一瞬間，他失去了再戰的動力，想走一段路......
亞瑟遇到的，也可能發生在每個前線士兵的身上。
父親說謊了
現在，大家都說這是一場愚蠢的戰爭。
若問哪位詩人將一次大戰景況描繪最深刻、最一針見血？那莫過於魯德亞德·吉卜林（Rudyard Kipling，1865-1936）（19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）了，這一陣子，恰巧他的一本新書《一百首詩：舊與新》（100 Poems: Old and New）出版，裏面有一半是他膾炙人口的詩，另一半原以為遺失的詩稿，被意外地尋獲，是新挖掘的詩。當我細讀他的文字，發現他像個繁複的組合體，很難用簡單的詞彙定義他，儘管如此，他詩裡常顯露對平民的讚嘆與憐惜，還有那抗議制度的不合理與官僚作風。
對戰爭，內心混合愧疚、質疑、與同情的他，寫下了無數的詩文，其中，〈我兒傑克〉（“My Son Jack”）最貼近人心，此詩寫著：
「你有我兒傑克的消息？」
非此潮。
「你認為他何時回來？」
非隨此風吹，非此潮。
「有沒有人知道他的訊息？」
非此潮。
因東西沉下去了，很難浮游，
非隨此風吹，非此潮。
「噢！親愛的，我能找到什麼安慰？」
不是此潮，
也不是任一潮，
除了他沒有蒙羞自身之外——
甚至非隨那風吹，非那潮。
然後，你更要抬頭挺胸，
此潮，
與每一潮；
因他是你生的兒子，
而獻給了那風吹，那潮！
「傑克」何等人物呢？這名字代表每一位死去的士兵，年輕，無聲無息沒了。誰的錯呢？他在《戰爭墓誌銘》（Epitaphs of the War）說得好：
假如有人問，我們為什麼要死
告訴他們，因為我們父親撒謊了。
父親告訴小孩，這是一場聖戰，一場正義之戰，一場輕而易舉、快速解決的戰爭，幾個月內就能打完，回家跟家人團聚，一起過聖誕節......
然而，這是一個愚蠢的戰爭，鬆垮文明的戰爭，艱辛、殘酷的戰爭，延續了四年的戰爭，啊呀！父親撒了一個天大的謊言。
想想，我是那位二等兵亞瑟，哼！我才不去上級那兒報備，因那是一個背叛我，背叛我那班兄弟，一個信用垮台的地方，怎能回去呢！
多心痛，上一輩的人撒了謊，下一輩的人白白的犧牲！
釦子相扣
原來，承諾戰爭將在聖誕節前結束，熊熊戰火繼續蔓延，1914年的聖誕節，沿著西方戰線，在一些駐軍的壕溝，德英雙方的士兵們悖逆上級的命令，私底下，有一個不約而同的默契.....
那一天，冷風呼呼地吹，戰壕內蠢蠢欲動，有人開始點燈、架起聖誕樹，有人哼起平安夜，有人向敵軍喊話：「聖誕快樂！」不論使出哪一招，空氣一下震動了溫熱的分子，瞬間，彷彿融化了地上的冰雪，他們不再有仇敵，不再有殺意，只想走出戰壕，與幾公尺那一頭的士兵道聲祝福.....
或許，只是奢望吧。
最後，他們真的走出來了，先舉起手，越靠越近，彼此開始握手，拿相機拍照，炫耀女友的照片，交換煙草、巧克力、酒、雪茄、橘子、帽子、牛肉、麵包、餅乾、豬肉片、聖誕布丁....等等，把自己的名字與地址寫在明信片上遞給對方，還一塊打足球（講到這兒，想知道得分嗎？有兩場被記錄下來，英軍對德軍，一場三比二，一場四比一呢！）。
閱讀一封一封軍人們的書信，倒發現一封，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‧希斯（Frederick W. Heath）寫給家人的，描繪聖誕節那日的情景，有一段興味的小細節：
血腥與和平、仇恨與兄弟情——可以說是戰爭最驚奇的矛盾...... 在那一剎那，我們已經不記得我們是敵人了...... 我們將外套上的釦子拆下來，跟德國皇家士兵交換 ….，像一輩子的朋友一樣。
拆下身上的「釦子」給對方做紀念，我心想，釦子又小、又輕、又不怎麼起眼，單單一顆，不好用，也不好保存；然而，一旦舊釦爬掉了，留下一個空缺，再由新扣補上，意義變得不凡，象徵情誼的緊緊相扣，不是嗎？難怪，軍人形容對方是「一輩子的朋友！」
好個悖逆上級！換來的卻是一個打破仇恨藩籬的美麗故事......
燈熄了，再點
… 燈即將要熄滅了，我們一生將再也看不到點亮的燈了。
八月三日那天晚上，在黑暗的時刻，我隨著二等兵亞瑟經歷了第一次大戰的驚慌、困惑、無所適從、背叛、與死亡，同時，也是一種沈思，與淚的洗滌！
寫到這裡，此刻，我一旁的收音機 Classical FM 傳來了一首「平安夜」：
平安夜，聖善夜！
萬暗中，光華射，
……
是我今年聽到的第一首聖誕歌，多麼有遺世謐靜之感啊！
十多年來，每個聖誕夜，我都會到附近的一座教堂，靜靜地坐在最後一排，望著蠟燭的亮光，一一遍灑，在這冷冽的季節，外面飄著雪，蕭蕭瑟瑟，但在教堂內，一切都是溫暖的.... 今年，也將如往常一樣。
讀者，想跟你們說：「聖誕快樂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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