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7℃ ~ 黑染紅的衣裳: 維梅爾

好作品，就像與一個人相處一樣，可以一再品嘗，一再感覺，不會厭倦，反而每一次接觸，除了襲來的熟悉，還有不同、新鮮、驚奇的感覺，更有沈澱，及那意想不到的收獲....

2009年，我初次看了這部由楊˙杜里爾（Jan Troell）拍的電影《永恆的時刻》（Everlasting Moments），前幾天，又看了一次，正有那種意外之感。

鏡中的女主角，加上窗子、傢俱、門、窗簾，陽光溫暖地射了進來，有荷蘭畫家維梅爾（Vermeer）的味道，不是嗎？

故事源自於導演杜里爾的妻子愛格妮塔（Agneta）的著作，這是她為曾舅媽寫的一本傳記，有一天，杜里爾坐下來仔細地閱讀這本書，被故事裡這位追求攝影夢想的女子所感動，於是詢問愛格妮塔是否願意將這個真人真事拍成電影，她欣然地點頭了，不僅如此，兩人還一起共寫劇本。

杜里爾14歲那年有了他第一部相機，還是二手的，他說在暗室裡沖洗照片時，看見紙張的影像慢慢在紅光之下浮現出來，是他最興奮的時刻，一種神祕的不可測，猶如宗教般的莊嚴，這個部分正也是他透過電影想強調的，他更能體會到一個活在100年前已婚女子尋夢的心情。

女主角瑪麗亞˙拉森（Maria Larssons）因家中經濟出了狀況，有一天，走進了一家攝影工作室，老闆派德森（Sebastian Pedersen）是一位溫柔的紳士，熱愛攝影，當瑪麗亞示意要賣掉手邊的相機，他疑慮一會兒，於是，鼓勵她拍照，為了顧全她的尊嚴，他想到一個全權之計，說：

我買下它，不過它先暫時放在妳身邊。

說著說著，他教她怎麼拍照，還贈送她沖洗必備用具，就從這一刻，她的生命完全改變了。

瑪麗亞與派德森之間的情誼也逐漸滋長，他告訴她：

妳有凝視的天份。

不過生活在貧困的家庭，生活壓力經常讓她摧心刺痛，在力不從心，又愧疚感之下，她跟派德森表白自己無法從事攝影，很難持續下去，然而，他告訴她：

瑪麗亞，透過相機，妳看到了什麼呢？妳看到了一個世界，有妳可以去探索，去保存，去描述的東西。只要看到那件東西的人，再也沒辦法閉起眼睛，妳已經無法再回頭了。

沒錯，已觸碰到知性的奧妙，嚐到自由滋味的人，再也沒辦法回到過去的懵懂與無知，只能往前，不能回頭了。

杜里爾不喜歡在電影中運用隱喻手法，因為一不小心會陷入一種「故作深度」的危機，不但模糊焦點，也會讓觀眾看不懂，除非真有必要，否則他絕不使用，在這部電影情節的緊要關頭，其中一幕，他巧妙地運用：

一隻蝴蝶飛舞在窗邊，介於室內與室外之間，這被瑪麗亞與派德森看到了，於是，他握住她的手，將相機透鏡停放在蝴蝶與手之間，對好角度，因光線的照射，蝴蝶飛舞的模樣印落在她的手上，導演杜里爾用借物的隱喻的手法，表現的多好、多美、多浪漫、多麼恰到好處啊！

瑪麗亞拍小孩，拍丈夫，拍鄰居，拍群眾的集會遊行，拍的全是身邊可取的人事物，她沒有不實際的野心，每次的機緣總那麼的自然，雖然她生活圈不大，也無法旅行，不能到遠方看世界，然而，身體與環境的限制並沒有阻擋她「凝視」的能力，也不能阻擋她的自由想像。就如生態與自然作家羅傑˙迪根斯（Roger Deakin）與羅伯特˙邁克法蘭（Robert Macfarlane）曾說的：

自然是一個龐大、迷人、與複雜的系統，你不需要走到地球的另一端去尋找它，它其實就在你家門前。

沒錯，瑪麗亞已在她身邊找到了奇異的時刻。

因相機，這女主角擁有了為自己而活的空間，因天份，她懂得如何從平凡之中，捕捉到最動人與真實的片刻，最終呈現出來的.... 竟是生命中洗鍊的精華，與珍貴的記憶。

藝術家築起一座高貴、美呆、無刺的玫瑰花園，在裡面，沒有醜陋，沒有創傷，沒有憂愁，沒有邪惡，有的盡是歡愉、迷惑、富饒……

「金上，我的血指紋
使永恆加泰羅尼亞的心增加條紋。
我的星星，似獵鷹的空握，在你身上閃爍，
你的畫與你的生命，加速成了──花。」

「完整與純然詩的現象，在我面前，突然，肉與骨感到困惑、血紅、黏滯與神聖，顫抖著一千根火苗，黑暗與地下生物，所有賦予原始。」

前者是詩人羅卡（Federico Garca Lorca, 1898-1936）寫的〈薩爾瓦多‧達利頌〉一段詩行，傾訴對達利誓血般的情意，後者是畫家達利（Salvador Dali, 1904-1989）在《神祕生活》一書裡對羅卡的深邃而顫慄的描繪。

多年來，在美學的探尋中，我居留過好幾個地方，如達文西的科學實驗室、林布蘭特的荒原、梵谷的黃屋、高更的茅廬、畢卡索的別墅等等，有時，在那兒歇息一會，有時，待了許久，品嘗他們的萬般風華，但，唯有一處，總在騷動，煽情一般的，不斷召喚我，要我回歸，那就是我的初愛──達利的花園。

這刀，一劃

用達利劇本拍成的電影《安達魯之犬》的一景，影片中男子即將動刀。

男子拿著一只刮鬍刀，磨啊磨，然後望向夜空，雲成了一線，由右往左飄，越過了月亮，一名女子睜大眼，靜坐在那兒，突然，這名男子，狠狠的在她的眼球上，平行的，二話不說，就這樣劃下去，接著，汁液濃濃的流了出來。這是1929年導演布紐爾（Luis Bunuel, 1900-1983）用達利劇本拍成的電影《安達魯之犬》（Un Chien Andalou）畫面開頭的一幕。

這一刀，沒錯，就是這一刀，驚了我，心也翻騰，從此，開啟了我的超現實之夢。

喬納斯‧維梅爾油畫〈花邊女工〉(Lacemaker，約1669-1670年，25×21公分，現藏於巴黎羅浮宮)是達利鍾愛的一幅畫。

19世紀烏拉圭裔法國作家勞特拉蒙伯爵（Comte de Lautramont）說過一句：「當裁縫機與雨傘在解剖桌上不預期的相遇，如此美麗！」成為超現實圈的經典名言，我常在想，為什麼要發生在解剖桌上？而達利最鍾愛的一幅畫，維梅爾（Vermeer）1670年的〈花邊女工〉，若仔細瞧，那女孩一副專注的神情，光線灑落一個區塊，哪裡？她手中的針。自然的，我也在想，達利為什麼將此畫視為寶貝？這樣的思索，竟花了我十分之二世紀的青春。

直到前一陣子讀到西班牙詩魔羅卡的〈薩爾瓦多‧達利頌〉，當這113行長詩一念完，頃刻間，我了悟，癥結點出在哪兒。

塞巴斯蒂安的密語

1923年，十九歲的達利，隻身到了馬德里學生書苑（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），這是一所文化中心，從1920年代初到西班牙內戰，啟發了不少年輕一輩的思想家、作家與藝術家，達利也受到滋養，自此，生命一百八十度倒轉了過來。

一見羅卡，出色的詩人兼劇作家，能吟、能唱、能彈琴、能作曲、能演、能說，還能畫，達利，一個懵懂的少年，繪畫正處於摸索階段，還未找到專屬的風格，目睹眼前的才子，一來自嘆不如，二來激起了愛慕之心。那羅卡怎麼看他呢？他說：「噢，薩爾瓦多˙達利，笑聲帶橄欖色！」這小他六歲的達利，性格怪異，神經質、歇斯底里的笑常讓人招架不住，外形十分俊俏，是位罕見的美男子，這特質迷惑了羅卡。

羅卡一出現，才氣與魅力四散，招來一群接一群的人前來膜拜，達利形容：羅卡之閃亮，像一顆瘋狂的、火熱的鑽石。

但羞澀的達利看到此景，趕快躲起來，消失好幾天，那是因他內心浮現矛盾，為此，他坦誠的說：我一生只經歷這麼一次，了解愛慕與嫉妒可以如此折磨人。

這兩位西班牙鬼才，一個出生於加泰隆尼亞（Catalonia），另一個來自格拉納達（Granda），他們從小就沉浸在藝術裡，特別是音樂，對現代文學之父魯文‧達里奧（Rubn Daro）作品與法文詩行情有所鍾，若發現社會有什麼不公義，立即挺身關注；另外，在性的傾向上，兩人都非常困惑、不知去向，可以想像為何相遇時能一拍即合了。私底下，當然也有些歧見，最大的不同是羅卡的天主教信仰，而達利反宗教，他們常在一起討論、激辯，從路上爭到咖啡館，再爭到宿舍，延續下去，直到半夜。此膠著、撞擊的情誼，羅卡在詩行裡寫著：

我們的北與南！
……
我吟唱一個共同思考
在黑暗與黃金時刻加入我們
光若瞎了我們的眼，即非藝術
更甚，愛、友誼、爭辯。
……
我們的情，畫得跟記分牌一般亮。

達利〈聖塞巴斯蒂安〉(Saint Sebastian，為1942年出版《神祕生活》一書裡的插圖)。

他們稱彼此「塞巴斯蒂安」（Sebastian），此名原本是西元1世紀基督教的聖者，被羅馬皇帝懲罰，綁在樹幹上，箭從四面八方射來，最後殉難，因而得名。他苦難的形象經常在文學與藝術裡被提及、被刻畫，因愛，因痛，得不到世人的理解，漸漸的，演變為同性之愛的守護神。達利在《神祕生活》小心翼翼的畫了一張塞巴斯蒂安素描，此聖者，也成了達利與羅卡之間的密語。

精準的預言

達利於1929年之前，繪畫技巧多在印象派、立體派、抽象主義、寫實藝術與超現實主義中打滾，一波接一波的美學亂象襲擊著他，但他風格尚未成形，只好暫時，先逗留、玩耍，做各種實驗。在人前，他很沉默，因而被人瞧不起，甚至誤認為愚蠢，倒是羅卡，看到了別人看不見的東西，他偵測達利的困惑，同時，也嗅到一個獨特的味道，一場美學革命即將發生，他的詩行，如此訴說：

你，潔淨的靈魂，為大理石的新鮮而活，
從罕見形態的黑暗叢林中跑出來。

世界是枯燥的暗影、混亂
前景，人尋獲了。
此刻，遮掩山水的星星
揭開完美的路線圖表。

缸裡的魚與籠中的鳥，
你不願在海或空氣中塑造。
一旦瞧見，你會模擬或風格化
牠們小小的、敏捷的身體，用你誠實之眼。

你愛清晰、明確的東西，
那兒，毒菌無法紮營。

羅卡讚嘆達利如火純青的藝術教養、對科學的好奇，那高度絕沒有一個現代藝術家可媲美，他還預測達利未來拿一把「寓言的硬鐮刀」，準備砍殺。這寫得真準，二十年後，畫家說出了自己的心聲：「這是一個藝術墮落、平庸、糞便的年代……為了拯救，我要『謀殺』現代藝術。」這血腥味，詩人早嗅到了，不是嗎？

問題是，達利造就怎樣的美學境地呢？詩人繼續：

純玫瑰，鏟除詭詐、粗糙的素描，
展於前方是微笑的薄翼。
（釘住的蝴蝶，沉思飛翔。）
均衡的玫瑰，無施加的痛。
總是玫瑰！

達利筆下的〈羅卡三面肖像〉(Triple Portrait of Garcia Lorca，1924年繪於馬德里Oriente咖啡館)。

羅卡口口聲聲說畫家幻化成「花」，然而，會是什麼花呢？原來，「謀殺」現代藝術，掃蕩侵蝕人心的毒菌，最後，長出一朵優質的「玫瑰」。其實，達利所做的，不外乎將文藝復興的新柏拉圖、西班牙巴洛克與荷蘭黃金時期的美學元素介紹進來，古典的，再混合原子核時代的神祕與他獨有的「批判妄想症」因子，洋洋灑灑的，開始鼓吹歐洲的新藝術，此革新，靠的無疑是他一身精湛的繪畫技巧與迷狂的想像力。

藝術家築起一座高貴、美呆、無刺的玫瑰花園，在裡面，沒有醜陋，沒有創傷，沒有憂愁，沒有邪惡，有的盡是歡愉、迷惑、富饒。也難怪，二十年前，我掉入這天堂，怎麼樣，也不想離開了。

不可說的愛

沒錯，癥結就出在尖物上，是刀，是針，當尖銳的硬物，在軟的、敏感的表面上，割下去，刺下去，有一種意外的火花即將爆裂。達利持著一把刀，以驚動魂魄之姿，粉碎了當代藝術的無能，幾近神性的美因而復甦，仿如他的口頭禪：「神聖達利！」

背後卻藏著──

達利年少的愁苦，因羅卡的出現，相知、深透，讓他建立了信心，潛能綻放，然而，這是一場注定灰滅的愛情，達利不得不離開，演了一齣《安達魯之犬》，似乎藉此宣示跟同性戀劃清界線，序曲的那一把刀，一劃，也深深的將羅卡的心割了下去，從此血流不已。

這一朵玫瑰，因那千根火苗，燒得好疼，雖然畫家比詩人又多活了半個多世紀，在公共場合，他很少提羅卡，也不畫他，但燒焦的印痕一直在那兒，一觸、一碰，整個神經，整個身體，整個靈魂都會痛起來。1983年，他完成此生最後一幅畫〈燕尾〉（The Swallowtail），幾筆簡單的細條，在那裡，我卻看到了白布後面隱約有羅卡的臉，微開的裂痕，像一張欲言又止的嘴。我想啊想，羅卡的形象怎麼出現在達利的這件遺作上呢？

原來，畫家揭開謎底，說盡一生的隱痛，與有過的瘋狂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