畢卡索的美學激素：拿探針，感知，觸動 (四)

焦慮的地震儀

1900年，畢卡索與馬提斯（Henri Matisse）的作品平起平坐在威爾（Berthe Weill）畫廊一同展示出來，當時兩位畫家還未照面，約1906年，兩人才在收藏家葛楚德․史坦（Gertrude Stein）的家裡碰頭，從那刻起友誼逐漸滋長，直到馬提斯過逝，兩人的牽繫從沒斷過。

費爾南德說：畢卡索通常表現的陰鬱與拘謹，馬提斯散發光芒，讓人印象深刻。

佛朗桑娃•姬歐（Françoise Gilot，畢卡索1944-1953年間的情婦）說他們的關係就像：

紅綠互補，黑白相斥。他們是錢幣正反兩面，磁性的畢卡索與高電壓電力的馬提斯一拍即合，有他們在的地方，立即創造非凡的威力。

馬提斯更描述自己與畢卡索：相差十萬八千里，一個來自北極，一個來自南極。

說來他們的維繫，靠的並非物以類聚，反而是「相互對質」。舉一個例子，1948年8月，畢卡索帶佛朗桑娃到凡斯（Vence）拜訪馬提斯，當時馬提斯義務當多米尼加小教堂（Dominican chapel）做設計，這事件引燃這兩位巨人的爭執。

畢卡索訓了馬提斯一頓，質問他為什麼要為修道院建一座教堂，既然不信教，不信神，根本沒必要花心思在上面，還另外建議馬提斯乾脆去蓋一個市場反而比較有意義。畢卡索的反應如此激烈，是因為當時的許多藝術家已不信神，早將祂拋的遠遠了，畢卡索與馬提斯也不例外，都屬於無神論者，然而，無論在生命或藝術裡，馬提斯嘗試去尋找「寧靜」，他說：

我有一種宗教感，我夢想的是均衡、純然、與平靜的藝術，擺脫騷動或不安的主題，總之，是愉悅的體現。  

其實，他對畢卡索的叛逆、生活靡爛、及揮霍的態度敬而遠之。在聽完畢卡索的訓詞，馬提斯回說：「我的綠比梨子更綠，我的菊比金瓜還菊，我為什麼要去蓋市場呢？」這句頂回去的話倒是十分幽默。

之後，他們再次碰面，畢卡索還是繼續抨擊，但馬提斯告訴他：

就我所關心的，這教堂本質上是一件藝術作品，我只是將自己放入在一種專心創作的情境，我不知道我信不信神，我認為我是佛教徒，但關鍵的是，我創作的心境與禱告很接近。

其實，馬提斯發現在創作時，感受到撲過來的神性力量，他發現神父與修女們因信仰，對人類的奉獻到了不悔的地步，如此心甘情願，為此，他感動萬分，奉勸畢卡索：

你像我一樣，我們在藝術裡尋找的莫過於：重新去挖掘我們最初領聖體（First Communion）的感覺。

所謂初領聖體的感受不外乎是內在的「神性」。

問題是「寧靜」與「神性」是畢卡索的頭號敵人，是他一生要戰鬥的，他永遠不會跟它們和解，不像馬提斯，畢卡索有一股挑戰、去震驚、與去破壞的衝動，就如一個衝突、混亂、質疑、與焦慮的地震儀。不過，話說回來，畢卡索的創作泉源與充沛的能量靠的全是這些啊！

馬提斯的存在，對畢卡索的影響是什麼呢？從他身上，畢卡索找到挑戰「寧靜」與「神性」的可能性，那就是為什麼在他生命最後30年，對傳統的古典藝術產生濃厚興趣，藉此，他可以去試探，去懷疑，去起衝突，去重新找到對美學的省思，這些反而增加了他藝術的強度。

爭執歸爭質，他們對彼此相當尊重，也了解對方的需求，譬如馬提斯有一次送一頂像人一般大的新赫布里底（New Hebrides）頭飾（典禮時所戴的）給畢卡索，並說：「我有一樣東西很適合你，它完全野蠻，是給你的。」事後，畢卡索表示：「這東西嚇壞了我，或許它也讓馬提斯害怕…，他認為我比他更有能力驅除魔咒吧！」這表示馬提斯了解這位友人的野蠻性格，不給他，要給誰呢！那麼畢卡索對馬提斯呢？畢卡索收藏馬提斯的十件作品，其中有一幅是1912年的〈靜物與橘子〉（Still-Life with Orange），不論走到哪裡，它總跟他到哪裡，只要一看到它，他總會贊歎：「太棒了！」另外，馬提斯過世後，他將自己關起來，為友人作畫，來紀念他們之間不朽的友誼。

天才與天才相遇的不凡

藝術家無法獨自創作，沒有外界的刺激與啟發，是會枯竭的，怎麼樣才能讓作品進步神速呢？其實，很重要的激素就是知性伴侶，彼此的背景、個性、生活態度、創作風格….可以很不一樣，但他們的能量要絕對相等，能一起交談，一起喝酒，一起創作，一起成長，這樣才可爆裂出美學的火花，像畢卡索年少時交往的吉普賽男孩，剛成年時認識的卡沙傑馬斯，之後相知相惜的布拉克與馬提斯，沒有他們的激勵，不會有今天那麼精彩，那麼驚天動地的畢卡索。

這說明天才與天才相遇的不凡，不但造就了大師，各自也都完成了生命的價質與他們的美學使命，不是嗎？


刊登於《藝術家》2011年7月號，第434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