刊登於 2014-06-22. 《自由時報副刊》
我十分喜愛洪雯倩的文字與深探的內容.....
我一向讀不懂卡繆（Albert Camus，1913-1960），一直到他誕生一百年後才知道那陽光的意義。北非的陽光，刺人炙辣的陽光，這陽光，竟會刺死一個阿拉伯人。
「荒謬」，需要兩個極點。我抓到了其中的一個，渾然不知有另一個極端，在卡繆身上，竟然是可以並存的。卡繆， 生於法屬殖民地北非的阿爾及利亞，一個貧民窟，一個類遺腹子，一個聾啞到幾乎有著自閉傾向的文盲母親。這一來，我懂了，有著這樣的家庭背景，他寫出什麼我 都不驚訝了。
文盲之母與桂冠之子
文盲之母和摘桂冠的兒子，這就是卡繆的荒謬。
卡繆會進入文字，甚至知識的世界，歸功於法屬殖民政策下的第一個小學老師。這位老師去拜託卡繆的家人讓他繼續升學，想辦法張羅獎學金，只因愛才，從此卡繆脫翼展翅，進入有文有字的世界。他1957年得諾貝爾文學獎致詞時，衷心感謝的就是這一位帶領他脫離盲昧的人。
阿 爾及利亞是回教的世界，狹窄巷弄的市井喧譁，貧民孩子的遊戲，樂而不疲地在海邊、星空下、炙陽下日復一日地上演著。北非並不是只有殖民的貧困，往昔的腓尼 基人、希臘人、羅馬人都曾在此留下豐富的歷史足印，記得早期卡繆的一段字句，那是出遊神殿廢墟時所留下的：「春天，諸神落足於此。」這是卡繆？那薛西弗斯 （Sisyphus） 的無解重荷毫不著痕跡！
卡繆的輕盈不羈，充分反應在他那唐璜般的行事風格，也可說是地中海型南國的男子氣概，陽剛俊美，精健俐落又一股孩子般的任性。他的存在，是當下；不是藉由經驗和行為來認知人存在的意義。
卡繆是二十七歲才踏上歐洲大陸的，之前他所認識的法國，是書上的法國，是文學上的一種概念。巴黎那陰霾的天氣，歐洲人文化上勢利的眼波餘光，基督教文明所衍 生富侵略性的外拓特質；和北非這比鄰著地中海，恣情隨興，歷來融合過多種文化的陽光國度，屬截然不同的風情。自始至終，卡繆崇尚的是南國的感性、地中海的 熱情和昔日古希臘文明的多元，彼此互通互容，一種不帶焦躁的平和。放眼望去，歐陸千餘年來整個基督教文明的傳統，歷來導致出：中古黑世紀神權的壟斷 （信仰思想上排除異己──獨裁之始）、工業革命後人性的物化與非人化、資本主義下無止境的貪婪、外拓剝削他文化的帝國主義、至極權的法西斯政權崛起。這看 在卡繆眼裡是：我們歐洲人覺得自己被賦予特殊使命，要占領一切，這是不知節制之表徵。歷來一味突顯理智的結果，就是一切要發展到極端，爭戰至死方休；這和 古希臘精神相反，急需調整。
而調整的方法，就是發揮地中海的精神：「Pensée de midi」──可貴的「南國精神」。
歡愉地迎接陽光、安適於簡約生活、崇尚自然、懂得節制。同時，活在當下，不要處心積慮地囤積物資唯恐明日匱乏；就是這種一心為明日囤積的想法，造成無限擴張的欲望；資本主義加上帝國主義的結果，就是去侵奪他人的財物領域，只為求自己明日足糧安心。
削減貪婪囤積的目的，才可能由內綻放出生命之美。
卡繆二十七歲時到巴黎，適逢二次世界大戰揭幕。那時的巴黎還未被德軍占領，尚有一絲安然自得的閒逸，文人藝術家仍在咖啡廳無慮地自由出入。回顧這兩位當時文 壇的巨擘，沙特和卡繆是1943年結識的，當時兩人各自在雜誌社、出版界活躍，後人喜將這兩人並談；但卡繆和沙特並不是雙璧，而是兩造。
1942 年，《異鄉人》（ L’Étranger）和《薛西弗斯的神話》（Le Mythe de Sisyphe）兩部作品同年問世。卡繆的「荒謬」，這一核心概念，出自於此。《異鄉人》有卡夫卡的疏離和自囈，也有違悖普世定義及人渴望尋找「行為意 義」下的緊張矛盾。「薛西弗斯」的滾石，代表著人類背負著的命運，周而復始地重複，如希臘神話裡的薛西弗斯（Sisyphus），不斷推巨石上山坡又滾 下。這永無天日的折磨，重複著受不了的事，卡繆認為人想要在其中找到「存在」的意義，是徒勞無功的；只有微笑著接受它，才是最終辦法，也是卡繆面對荒謬的 態度。
只有反抗才能體現尊嚴
卡繆的「荒謬」，事實上也反映了當時巴黎的生活境況。戰時匱乏，物資不足，讓日常生活變得艱辛磨人，這種「存在」，讓人感到無望不見明日；卡繆說：要在其中找到「存在」的意義，是徒勞無功的。敏感的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字中的隱喻，這是卡繆和沙特的「存在主義」的蓄意分歧！
卡 繆生平強調自己並非存在主義者，他和沙特的行徑，更是有所區分。德軍占領巴黎，卡繆投入《戰鬥報》（Combat）的反納粹地下刊物的行列，以筆代槍，對 法西斯撻伐（卡繆早年得肺結核，不適軍戎）；沙特則和西蒙．波娃在鄉間騎著腳踏車，尋找反德地下作家（沙特以眼疾為由，退出戰火）。1947年的作品《鼠 疫》，寫的不是一個傳染病的故事，而是反映瘟疫如法西斯細菌，無處不有，只要時機恰當，就能蔓延發作；極權如鼠疫一樣，全民無能倖免。「鼠疫」可以是地下 反抗文學（Résistance），是對抗身心和道德敗壞的支點；同時也可以是對法西斯、納粹甚至對共產主義的抗爭。《鼠疫》裡的荒謬，就是戰爭。
1951 年的《反抗者》（L’homme révolté），卡繆認為只有反抗才能體現人的尊嚴，看透荒謬之後的卡繆，和尼采一樣，並非消極地接受，而是要活在當下體驗一切，並斷然地超越反抗，決 絕地戰勝自己。對《異鄉人》中的「荒謬」，卡繆輕蔑之；而「Révolté」則是卡繆教人類投向未來的繩索，只有用力攀住，奮力拉起自己，才能尋得出路。
60 年代左派的知識分子，從反對法西斯政權而後投入對共產主義產生烏托邦式的好感。以沙特如此積極參與公眾事物的哲人，更是在這世界潮流下，大力左傾：反抗資 本主義的貪婪，批評外拓殖民剝削他者文化的帝國主義，擁護共產主義，成為當時法國左派鮮明的立場。卡繆宣揚「純粹的反抗」，警告無限制的經濟發展下會讓資 本家變成新的獨裁者；反對極度物欲膨脹下的人心失控，然後葬身在一片物質垃圾當中；反對史達林及革命的暴力，以及那種教條式的瘋狂。他對共產主義的立場：左派認為他太反動；右派認為他太開明。
與沙特徹底決裂
這是卡繆的第三路線，和當時法國的左派知識分子的認知，有所差別。沙特自始至終並沒有離開過巴黎這個幾乎是量身裁製的舞台──當然也沒有所謂「雙文化」的歷練與糾葛。卡繆的話，卻是一個具有雙文化背景孕育下的人才擁有的視野。
《反抗者》是分歧之點，但最後和沙特徹底的決裂，肇因於一場筆戰。
當時的卡繆還不到四十歲，正值壯年，與太太和一對六歲雙胞胎住在巴黎一棟陽光射不進來的公寓。卡繆寫完《反抗者》之後，處於憂鬱狀態，加上肺結核的復發，在他陸續完成幾部大作之後，內在的生命能量可說耗盡。
《反 抗者》引起了眾多的爭議、評論。卡繆因內心脆弱像一頭受傷的動物，對任何文字上的風吹草動都不放過，一有對《反抗者》一書的批評，皆一一去函反駁。不厭其 煩且鉅細靡遺。他用一種半隱退的口吻，一律稱對方為編輯先生，然後展開十幾頁精心求疵的據理力爭。最後，信在《現代》（Les Temps modernes）雜誌，遇到了沙特。卡繆信裡的抬頭仍為「編輯先生」，但信封上署名卻是直指沙特。沙特的傲慢，在此展露無遺，他的回函用詞精采，布局老 練，刀刀入骨，命中核心；但這一切都包裝在修飾得十分得體的詞藻當中。
一開頭即：「我親愛的卡繆，我們之間的友誼一向沒那麼簡單；但是我會 懷念它的。」接著沙特筆鋒一轉，展開十二頁的清算；同時，也制定了往後五十年自己橫霸巴黎文化舞台的局勢。沙特按捺許久的文字巧銳盡出，且十分奏效，他不 只針對這本《反抗者》提出質疑；而是對卡繆整個人、整個哲學主張的存在提出質疑：「我對您那所謂可貴的『南國精神』實在無法苟同……同時，如果您的書在哲 學上只是顯露出基礎貧弱，不只是讓人看出您在思想上的訓練並不特別專業，而且理論上陳腔乏味……我想，我不敢推薦您看黑格爾的書，可能太傷神了；到底，我 和黑格爾之間的共通之處是：您是沒閱讀過我們的作品的。」
這些逶迤陰毒同時笑臉迎人的話，最後由一句判決式的宣告，致卡繆於死地：「您從時代變動所汲取到的文學養分，已經是海市蜃樓了。1944年那時，您是時代未來的尖端；1952年後，一切已屬過去式。」
卡繆後來活在一種內心疏離的狀態。即便1957年諾貝爾獎桂冠落在他身上，後人認為他是位優秀的作家，但不是個傑出的思想家。一直到1989年後，整個巴黎 才慢慢認同卡繆反對極權的左派思想；甚至，到今天，我認為他對返璞歸真的理念，提醒人類對經濟成長的迷思，和預言未來歐盟藍圖的構成，都比巴黎左派知識分 子當時一味盲目地擁護共產主義，來得正確。
卡繆1960年喪生在一次車禍當中。像一道南國強烈的陽光一樣，他直豎地射入陰冷的巴黎，耀眼、刺人；但後世為數不少的藝術家，都從那亮點中得到養分。●
讀了卡缪, 讓我立即想到了英國的左翼作家 George Orwell
認清後, 寫下了《動物莊園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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